女性学历“向下婚”反超“向上婚”，对生育有何影响？
作者：金水
更新时间：202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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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5后”夫妻开始，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配偶
夫妻受教育程度的队列变化
事实上，有研究使用1960—2011年来自120个国家的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表明，年轻队列女性向下婚超过向上婚发生在法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韩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几乎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非洲除外）。
教育匹配模式的队列变化
依据研究目的，该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该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女性“向下婚”的夫妻生育水平较低
该研究发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中，教育与生育之间呈现明显的负向梯度关系：随着夫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子女数量逐渐减少。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双方均为高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同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夫妻生育水平最高。
具体从总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二孩生育情况，在所有夫妻教育组合模式中，高学历同质婚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低，而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高。同时，女性向下婚的二孩生育概率低于传统的梯度婚。这表明总体上高学历夫妻生育二孩的概率最低，且从初育过渡到二孩生育的速度最慢，一孩到二孩的生育间隔较大。
分教育程度婚姻匹配模式的子女数量及其队列变化
此外，该研究也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在年轻夫妻中，生育机制似乎正在从性别分工模式，向平等主义的资源集聚或双薪家庭模式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队列的更迭，高学历夫妻在生育方面的劣势逐渐减弱，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在年轻队列中也出现了下降甚至消失的趋势。这一变化与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持续转型紧密相连。
具体而言，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作者谈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育支持政策应鼓励
夫妻双方共担育儿责任
作者认为，值得讨论的是，尽管性别平等有所进步，但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仍然存在。这可能是教育与生育之间负相关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原因。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作者写道。
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