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了李许坚撰写的评论文章《别让痕迹管理成了“痕迹主义”》：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了10起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相关报道戳这里）。其中提到，贵州省毕节市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站搞过度留痕问题，层层加码索要留痕资料，把痕迹管理搞成了“痕迹主义”，大大加重了基层负担。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白白耗费基层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痕迹管理，是指运用文字、图表、影音等有形的、可视化材料进行管理的活动，是在基层治理中运用较为普遍的辅助手段之一。将痕迹管理引入基层治理，有助于实现治理过程的具象化、精细化，可以较为清晰地还原基层工作执行情况，有利于做到权责清晰、管理规范，减少推诿扯皮、随意用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凡事过犹不及，用力过猛就容易走形变样，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痕迹主义”就是痕迹管理过程中用力过猛的畸形产物，一些地方、一些干部过度依赖、过度使用痕迹管理，产生了异化表现。比如，有的地方层层提要求、处处要痕迹，导致一些基层干部把留痕当主业，到群众家走访，大量时间用来让群众配合拍照、填表；有的地方把痕迹作为评价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谁能提供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留痕材料，谁就更容易得到上级肯定；也有个别基层干部工作能力不强，就处处留痕，以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甚至衍生出造假留痕。当痕迹管理脱离了辅助功能，占据了主导，背离了初衷，就走向了形式大于内容的“痕迹主义”。笔者在与基层干部交流中发现，大家对痕迹管理并不排斥，但对过度留痕十分不满，甚至感慨，苦“痕迹主义”久矣。

何以催生“痕迹主义”？我们说，有需求才会有市场。在工作要求上，有些地方的上级部门要痕迹，甚至层层加码、重复索要，比如，走村入户，市里要求基层干部定位打卡，县里要求打卡之余和群众拍合照；在评价标准上，有的领导干部常以时间紧、任务重为借口，考核、调研时走马观花，把痕迹作为证明政策执行的重要依据，最终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定结果。如此环境之下，有的基层干部自身也开始依赖痕迹，一方面记录过程证明自己的劳动，一方面希望规避不作为、慢作为被问责的风险。“痕迹主义”是典型的“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问题，究其根源是政绩导向偏航，最后演变成痕迹证明工作、代替工作，干部叫苦、群众反感。

纠治“痕迹主义”，需自上而下做出改变，让痕迹管理回归辅助功能定位。上级部门要在痕迹要求上做好减法，推动痕迹管理向精细实转变，在关键处留痕，无谓的痕迹既不做要求，更不予采用，给出正确留痕的鲜明导向。上级领导干部要改变作风，有给自己加码的魄力，扑下身子去了解基层干部的实际工作，多听听群众对基层干部工作的评价。基层干部要重“绩”留“心”，不被痕迹牵着鼻子走，在真抓实干中自然留痕。